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,退休老年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:
早上起来有孙子/孙女,外孙/外孙女的忙着带娃,下午下棋/打麻将/打牌,结束了回家做饭,晚上跳跳广场舞,再要么聚在一起聊聊最近街坊邻居的八卦新闻,到了八九点钟各自回家洗洗睡。
虽然未来几年中随着延迟退休的不断推进,65岁老年人上班的情况也会越来越普遍,但退休了应该是所谓“享清福”的年纪,这是中国社会约定俗成的观念。
(资料图)
既然享清福了,社会上的事该少管就少管,能不管就不管,反正“儿孙自有儿孙福”,再烦的事情让年轻人去打理就对了。
但是,近几年来社会上也有一些老年人为老不尊,有的故意“碰瓷”,有的“平移”插队,被人指出了还振振有词,一副“我老了你能拿我怎么样”的无赖嘴脸。
轰动全国的“南京彭宇案”之后一段时间内,有新闻统计全国老年人“碰瓷”事件的数量大幅上升,甚至有一些年轻人因为扶老人而被讹上,气愤之下想不开自杀身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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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这种社会道德风气退化的现象,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:不是老人变坏了,而是坏人变老了。
中国是一个有着敬老传统的国家,在我们的文化中“孝”字是个不可或缺的要素,而且绝大多数的老年人都是安分守己,踏踏实实,待人和气的,这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。
然而在我国的一些地方,有极个别老年人老而为恶,拉帮结伙危害社会的现象却令人大跌眼镜。
“老年黑社会”多发于农村,因农村正具备这种奇葩问题滋生的特殊土壤。
在中国“孝”的传统继承和发扬的过程中,的的确确有一部分走偏了,走“黑”了,形成了宗族势力。
在解放前的农村,这种势力的典型代表为“祠堂”、“家法”,也即是毛主席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中指出的“由宗祠、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(族权)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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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里族长最大,生活在底层的穷苦农民,特别是农村妇女,若是犯了所谓的“家法”,动不动就打屁股、沉潭、活埋。
新中国成立之后,绝大部分的祠堂都被拆掉了,所谓的“族长”老爷们都被打倒了,宗族势力也差不多被连根拔起,很是消停了一段时间。
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,随着一些“乡村老年协会”的创建,宗族势力竟然沉渣泛起,借尸还魂。
有一部分的老年协会,其负责人由退下来的村干部充任,这些人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领导能力,社会威望高,号召力强。
那个时候,人民公社逐步退出历史舞台,新的村政府和村委会没有钱也没有资源,必要的时候还得借助村里有威望的老大队书记出来压压场子。
你别说,老书记人虽然老了,但是余威犹在,个别不听话的刺头一看是老书记出面,竟然也不敢乱说乱动,村委会由此实现太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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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后最早的“老年协会”出现在江西农村,因为那个时候国家开始重视农村的老龄化现象,觉得这是一种老有所为,老有所乐的模式,值得全国推广,于是倡导全国农村学江西,普遍开始建立乡村“老年协会”。
全国范围内大概有将近55万个村级基层政权,老年协会的数量几乎和村委会、村政府的数量一样多,也有40多万个。
在很多情况下,老年协会成了一种互助性的组织,比如谁家的老人去世了,协会给凑点丧葬费,谁家临时有困难了,老年协会凑钱钱粮接济一下。
但是老年协会本身是个公益性民间团体,没有什么稳定的收入,长期发展下去只出不进也是难以为继。
也不知道是哪个村先动起了脑筋,把村里没人要的荒地,还有不好开发的荒山交给老年协会承包,盈亏自负。
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,那些原来前景不被看好的荒山荒地也有人看中了,于是老年协会转手一租,每年稳定的现金流到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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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一来,老年协会就成了一个有钱、有影响力的另类组织,它并不是政府,有时候说的话却比政府还管用,渐渐地化身为“影子政府”,对村里的事情有很大的话事权。
而且因为“非政府组织”的特殊性,老年协会变成没人能管也没人敢管的组织,一是协会里都是些七老八十的老年人,谁敢和他们争吵,万一老年人血压升高出个三长两短怎么办?
二是既然非政府,也就游离在纪委、监察的监督管控范围之外,纪检部门也管不着,老年协会的财务更是一堆乱账,人家根本就不请会计,老年人记性又差,时间长了谁也说不清楚钱花到哪里去了又是怎么花的。
早在2013年时,由国家审计署主管的权威性报纸《中国审计报》就曾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应将“老人会”纳入监督之下》的文章,提出了关于农村老人会的两个现实问题。
一是威望“过高”,影响了村委工作的正常开展,一些村干部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年协会出面就很容易搞定,时间一久村委名存实亡。
二是会计失控,年轻人外出做生意赚了钱,回来给村里捐款,更愿意把钱交给根本没有监管的老年协会,而不是村委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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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正在年轻人心目中,只有老年协会才会把钱用在自己父母亲真正需要的地方,村委会未必靠得住。
《中国审计报》的观点可谓是未雨绸缪,只不过在审计单位发出警告的同时,早已有一些老年协会在为非作歹,嚣张跋扈的路上越走越远。
2018年,在福建省福州市下属的鹤上镇就出现了这么一件奇葩事:镇政府的干部到下属的陆北村宣布村党支部副书记的任命,当地老年协会的人却现场表示反对。
他们认为:副书记要由老年协会来任命,镇政府说了不算,镇干部准备离开会场时还遭到了一群老人的围堵。
因为对方是大批老年人,你根本没法动手,就算被打了也不能还手,镇干部没有办法,最后只能打110请来公安才勉强脱身。
无独有偶,2019年12月31日,江西省鹰潭市发布一则消息:当地余江区刘垦场打掉了一个黑恶势力团伙,团伙成员的平均年龄为79岁,其中年龄最大的92岁。
刘氏宗祠是老年黑势力的基地
看到这则新闻,绝大多数网友的第一反应都是:平均年龄79岁?那还搞个鸡毛的黑社会啊,麻烦再说一遍,是我听错了吗?!
2020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5.4岁,79岁还搞黑社会的是阎罗王都怕了他们所以不收?
经查,以刘某发为代表的这个名为“刘家老年协会”的黑社会组织成立于2002年,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好了,利用自己年龄大,亲戚多的“优势”,对村里一些有钱的民众和外来企业进行讹诈。
刘姓在刘垦场本来就是大姓,总共有1000多人,这一年,区里要在刘垦场建设一个花生交易市场,这本来是一件便民惠农的好事,结果刘某发听到风声之后就发动自己和“老年协会”的三亲六戚上百号人到开发单位那里堵门,要求支付所谓的“动土费”。
刘某发等人提出的理由荒唐可笑,说因为刘垦场的地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基业,外来的人不能乱动,如果动了会影响子孙后代的运气,所以要给他们“补偿”。
开发单位见到这么多气焰嚣张的老人也是头疼,明知对方是胡搅蛮缠却也毫无办法,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,看到推土机开过来,这些老人干脆在荒地上坐着或者躺着,扬言“就让推土机把我们铲走好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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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竟工程队是来干活的,不是来埋人的,队长没有办法,只好给开发单位打报告,开发单位给区里打报告,谁也不想惹老年人,因为挑不起这个担子,最终花生市场彻底黄了。
赶走区里的工程队,这只是刘某发计划的第一步,随后,他就伙同老年协会的其他成员把这240多亩土地擅自据为己有,并且非法出租给他人,开始收取租金。
后来,“刘家老年协会”甚至发展到向刘垦场所属7个自然村的普通群众敲诈勒索。比如村里有养猪场的,不知哪天就会有几个老年人到老板那里要求征收“污染费”。
你不给?那好,第二天就会有几十个老年人出现在你家门口“送惊喜”,一开门就在门口坐着或者躺着,让你连猪都喂不成。
这样的做法真的让人很崩溃:居然有一天会有送上门来的“爷爷奶奶,外公外婆”,不给钱就要寻死觅活。
养猪场认栽之后,想要盖新房的村民也倒了霉,谁想要在村里盖个新房,连线都还没画呢,已经有一群老人找来,收取所谓的“地皮费”。
警方到受害人处调查取证
时间一久,这种强收保护费的方式让普通群众都苦不堪言,因为对方是老人,惹不起,所以只能破财消灾。
所谓食髓知味,自从“老年协会”的老人知道年纪大可以讹钱之后,他们的行事越来越嚣张,连银行和国家电网都惹上了麻烦。
有一年,国家电网的营业处被“老年协会”围堵,理由是营业处的台阶不够低,导致他们有个会员上台阶时摔了一跤。
又有一年,刘垦场的洪湖信用社也不知是什么地方招惹了这帮老年人,竟然遭到了“强拆”,因为没办法接受他们的敲诈,信用社经历了好几年没招牌的“地下营业”时期。
老年协会之嚣张跋扈,连一贯强势的工商局都没能幸免,为了盖一幢新的办公楼还给协会交了4万块钱的“补偿费”。
你让公安来吧,他们马上就手捂胸口,连喊心慌头晕,双腿站立不稳,身体摇摇欲坠,让民警毫无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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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到民警一走,这些人立马生龙活虎,上树爬梯无所不为,说要拆你招牌立马就拆,使一套闪电五连鞭都不带喘的。
更为恶劣的是,“刘家老年协会”在很多时候已经取代了基层政府的职能,一些不法分子开始与“老年协会”互相勾结,互相利用,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。
公安解决不了的事,老年协会出马一闹立马解决,因此被称为“地下出警队”;
法院解决不了的事,老年协会站台双方立刻消停,因此被称为“地下调解队”;
医院解决不了的事,老年协会冲进医院顿时服软,因此被称为“地下医闹队”;
关键在于,老年协会的人根本不管是非对错,只要谁出钱,就替谁说话,帮谁办事,甚至欺行霸市,强买强卖,数年间搞得当地秩序大乱,民怨沸腾,外地企业也是敬而远之。
被审判的老年黑社会成员
2018年全国范围内的“扫黑除恶”专项行动展开之后,已经横行乡里十多年的“刘家老年协会”也迎来了末日,几个月内,该黑恶组织的19名骨干成员纷纷落网。
那段时间真的是苦了派出所的民警,被请进局子里的老年人就像灰堆里的豆腐,吹不得也碰不得,个个都得如同自己的亲爷爷亲奶奶一样伺候着。
你要问点话还得轻声细语,以免声音太大把对方吓出心脏病。而且对方装傻充愣也是没什么好办法,毕竟老年人说他记性不好有的事记不清楚了那都正常。
2019年10月,余江区人民法院对“刘家老年协会”成员进行宣判,判处其中13人自5年10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。其中还有4人已经传到了第二代,“老年协会”都开始搞世袭制了。
敬老虽然是国家的传统,但这是有前提的,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,任何时候自尊、自爱、守法都是国家公民的基本要求,年龄并不是违法犯罪的“护身符”。
在中国没有法外之地,也没有法外之人,老年人违法犯罪,一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,这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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